最高检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中新网1月12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分别为江西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湖南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柏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江苏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贵州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湖北兰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案例一强调，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重打击、从严惩处。案例二明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没有追究相关涉案单位刑事责任的，可以依法追加起诉。案例三明确，检察机关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职能，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司法活动对涉案企业的影响。案例四表明，检察机关不因“案小”而简单办理，积极能动履职帮助农民工追回血汗钱，把每一个关系百姓利益的“小案”当成“天大的案件”办好。案例五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要注重统筹兼顾，刑民协同，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作用，助力农民工依法讨薪。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1.江西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范某某挂靠江西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劳务公司)，以该劳务公司名义从某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建设公司)承接南昌市某项目劳务工程。2018年9月至2020年1月，该项目实际施工负责人范某某陆续雇佣20余个农民工班组进场施工。施工结束后，建设公司支付劳务费人民币1967万余元，并转至范某某实际掌控的银行账户内。2020年1月，因范某某拖欠农民工工资，该项目工程处于停工状态，工人们陆续向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大队反映被拖欠工资情况。为妥善支付工人工资，建设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的形式，额外结算人民币100万元用于发放所拖欠的工人工资，但范某某收到汇票后，仍拒不付清拖欠的工人工资。2020年10月23日，南昌市高新区劳动监察局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但范某某既不提交该项目的全体员工名册、劳动合同、考勤记录表、工资表、支付凭证等相关材料，也不按照限期整改指令书进行整改。截至案发，范某某拒不支付220余名工人工资总计人民币623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21年2月10日，南昌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立案侦查此案，范某某得知后潜逃，同年10月19日被抓获归案，11月2日被依法批准逮捕。2021年12月29日，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对范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提起公诉。庭审过程中，因范某某当庭翻供不认罪，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的量刑建议。2022年5月7日，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范某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范某某收到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2022年9月26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过程】

　　1.提前介入侦查，准确认定犯罪主体。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依托“两法衔接”机制，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发现劳务公司欠薪数额大、涉及人数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可能涉嫌犯罪，遂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建议高新区劳动监察局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并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查。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随着侦查机关取证的深入，确定范某某系挂靠劳务公司实施了本案犯罪行为，范某某系本案犯罪嫌疑人。

　　2.开展补充侦查，完善证据追加起诉。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南昌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立即采取公告方式发布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部分之前未报案的被欠薪工人陆续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采取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配合的方式补充侦查、完善证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仍有部分被欠薪工人向检察机关提供证据材料，检察机关根据新查明的犯罪事实依法追加起诉，通过全面依法指控，准确有力惩治“恶意欠薪”行为，确保办案效果。

　　3.协同化解涉案风险，拓宽渠道追讨欠薪。由于本案被害人人数众多，被欠薪工人诉求强烈，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检察机关做好工作预案的同时，与区管委会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应急管理局信访办等部门联动，耐心释法说理，安抚工人情绪，引导理性维权。同时，与区劳动监察局、涉案建设公司多次沟通，协调建设公司积极筹得薪资441万余元垫付给欠薪工人。检察机关还对部分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开展了国家司法救助，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劳动成果得到有效维护。

　　4.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完善机制。针对本案反映出的农民工用工及工资支付方面的监督管理问题，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发出检察建议，从全面履行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管理职责，督促加强对农民工劳动用工的监督管理，深入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区管理委员会采纳检察建议，建立完善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动机制，定期共同开展专项整治，建立了打击“恶意欠薪”长效合作机制。

　　【典型意义】

　　1.依托“两法衔接”强化立案监督，从严打击恶意欠薪行为。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重打击、从严惩处。检察机关主动履行监督职责，依托“两法衔接”机制，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排查工作，发现线索及时启动立案监督。坚持以办案为核心，综合运用提前介入、自行补充侦查和协调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等方式完善证据，注重全过程接收被害人提供的新证据材料，依法从严从快批准逮捕，有新的犯罪事实依法追加起诉，准确认定。对于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悔罪的，从重提出量刑建议，有效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震慑作用。

　　2.打击、追讨、司法救助同步，守护“民薪”赢得“民心”。该案涉案金额大、受害人数多，案发时正值疫情期间，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坚持依法惩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与“为民办实事”并重。在妥善处理农民工群体追索欠薪诉求时，检察机关协调相关单位共同商议挽回被欠薪工人工资损失的解决方案，并依法开展司法救助，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合力。主动服务社会发展大局，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案件背后的社会管理漏洞，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系统性、根源性解决相关问题，推动诉源治理，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2.湖南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柏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至6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柏某，陆续招用郁某某、王某某等人从事公司电子加工等工作。工作期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拖欠郁某某、王某某等30名员工工资共计137119元。劳动监察保障大队先后向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柏某下达四次行政指令，责令其支付所欠员工工资，逾期仍未执行，同时柏某以在外地出差为由拒不接受行政指令发放拖欠员工工资，并频繁变更联系电话，逃匿支付员工工资。

　　【诉讼过程】

　　2021年10月28日，柏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经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21年11月9日被执行逮捕。同年12月3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期间，柏某与30名劳动者达成还款协议，并支付部分拖欠工资67750元。经召开听证会，2021年12月24日检察机关决定对其改变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经审查，2022年6月1日检察机关追加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单位，对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柏某提起公诉。柏某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适用缓刑，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一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被告单位及被告人认罪服判。

　　【检察履职情况】

　　1.依法批准逮捕，切实保障刑事诉讼，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该案提请批准逮捕时正值春节前夕，被欠薪人数较多，农民工要求追回欠薪的诉求强烈。犯罪嫌疑人长期逃匿在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公安机关从外地抓获到案，鉴于其具有逃跑可能，检察机关依法对柏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释法说理，追回部分拖欠劳动报酬。依法追缴劳动报酬对30名农民工尤其是其中的多名贫困户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强化对柏某的释法说理工作，促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考虑到公司经营受经济形势影响，柏某经济状况无法支付全部欠款，经与被害方代表多次沟通，最终促使柏某达成了部分支付劳动报酬的还款协议。2021年12月8日，柏某委托家属代为支付部分拖欠工资67750元。

　　3.能动履职，追加遗漏欠薪被害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有遗漏的被害人，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部门联系相关被害人，在补充工资明细表、向柏某核实情况等相关证据后，继续帮助追讨遗漏部分被害人工资，最终全部被害人的权益均充分得到保障。

　　4.全面审查在案证据，追加起诉被告单位。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证据时，发现拖欠工资、双方签订合同的主体均是劳动者和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是追加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单位，最终法院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

　　5.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提升办案质效。在柏某与被害人达成还款协议后，检察机关召开了听证会，经听取各方面意见，为保障企业继续经营，对柏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同时，检察机关继续关注柏某的还款落实情况，发现其已在积极筹措资金还款，并自愿认罪认罚，综合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司法局出具的社区矫正意见等，依法对柏某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典型意义】

　　当前办理此类案件中，存在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少，单位犯罪认定难度大的问题。本案检察机关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没有追究相关涉案单位的刑事责任。在进一步审查案件事实证据后，检察机关发现本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经工商登记依法成立的合法单位，具备主体资格，郁某某等30名员工均是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构成单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了充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最大限度追讨回欠薪，检察机关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追加为被告单位进行起诉，为欠薪企业划出红线。

　　3.江苏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2019年，江苏省宜兴市某有限公司承建沛县新城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工程。2020年3月至7月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某从发包公司结算工程款和工人工资等合计人民币1816万余元。但其收到款项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各工程队劳务工资，共计拖欠23名工人工资67.44万元。工人多次投诉、信访反映此情况。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0年12月6日、12月18日先后两次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其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但潘某某逃匿外地拒不支付。

　　【诉讼过程】

　　2020年12月23日，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该案移送至沛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021年3月10日，检察机关对潘某某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综合考虑疫情影响、稳定就业、助民企纾困等多种因素，建议公安机关对潘某某变更强制措施。在潘某某认罪认罚、全部清偿拖欠工人工资、取得被害人谅解后，2022年3月2日，检察机关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过程】

　　1.准确把握“恶意欠薪”逮捕标准，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潘某某作为民营企业经营者，拒不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并逃匿外地，引发上访，在审查逮捕阶段拒不认罪，对于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拒不交代去向，具有妨碍诉讼的可能。检察机关聚焦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详细查阅工人工资清单、企业账目往来等材料，主动对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确认潘某某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且逃匿的事实后，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保就业促稳定，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在批捕后的侦查阶段，潘某某的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检察机关及时开展实地走访，了解到该涉案企业承揽的工程系沛县民生工程，工人达100余人，且案发正值疫情初期，经济下行，若继续羁押潘某某可能对企业发展及职工就业产生较大影响。经充分考量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及涉案民营企业的持续经营问题，检察机关对潘某某开展了羁押必要性审查，依法建议公安机关对潘某某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3.开展多方协作，促成农民工工资全部清偿。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间，检察机关主动邀请工程发包方、工人代表、辩护律师进行面对面沟通。向工程发包方阐明案件事实及工人疾苦，促使发包方先行垫付工人工资30余万元；向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开示全案证据，逐笔核算发包方向其支付的工程款，督促潘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并支付剩余拖欠的30余万元工资，促成工人工资全部清偿，化解了工资拖欠矛盾；向工人代表耐心释法说理，促使工人对潘某某予以谅解。

　　4.深化诉源治理，督促启动企业合规审查。针对涉案企业在财务和人事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涉案企业表达合规意愿后，2021年10月，检察机关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启动企业合规整改，设立合规事务部，补充制定《合规管理办法》等制度，构建合规文化体系；设立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公布用工主体的联系方式及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电话；建立农民工花名册和工资支付表，加强考勤统计；设立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明确施工方、分包方具体职责，完善劳动合同、进出场登记、考勤等方面的管理。2022年1月15日，该企业合规整改完毕并通过验收，累计建立完善相关制度5项，整改问题12个。

　　5.开展专项调研，制发检察建议力促行业规范。鉴于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欠薪问题频发，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深化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向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阅了近三年欠薪案件，发现存在立案调查不及时、“两法衔接”意识不强、农民工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问题。2021年6月，检察机关向该局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其会同公安、住建等部门在全县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开展劳动监察执法培训，督促指导20余家企业完善劳动合同、用工管理等制度，全面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典型意义】

　　1.依法充分履职，及时开展羁押必要性、起诉必要性审查。检察机关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职能。坚持打击欠薪犯罪与追讨欠薪并重，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动态审查把握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变化条件，对已无继续羁押必要的，及时依法变更或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或向相关机关提出建议。尽可能实现案件办理和矛盾化解一体化推进，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主动对接辩护律师、工程发包方、犯罪嫌疑人家属等多方，必要时与行政主管部门衔接联动，促成劳动报酬足额支付，经审查对依法不需要刑罚处罚、没有起诉必要的，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2.依法启动企业合规整改，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充分考量疫情冲击、经济下行等多重叠加因素，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坚持以法治稳企业稳预期，对涉案民营企业负责人开展羁押必要性、起诉必要性审查，最大限度降低刑事司法活动对涉案企业的影响，为工人持续就业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对涉案企业开展企业合规审查，推动企业建立合规体系，完善用工、薪资及财务管理各项制度。推动民营企业规范运营，以“真合规”“真整改”助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4.贵州刘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起诉案

　　【基本案情】

　　刘某某系某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1年4月，该公司从贵州某建筑公司承接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某施工项目，刘某某雇佣李某、王某等18名农民工加工制作“钢筋笼”。工程结束后，刘某某仅向李某等人支付部分工资，李某等人多次讨薪未果，于2021年9月到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该情况。经调查，发包方已全额支付工程款，刘某某在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拖欠李某等18人工资23.32万元。劳动监察部门向刘某某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责令限期支付。至整改期届满，刘某某仍未支付。劳动监察部门遂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2021年11月11日刘某某到公安机关自首。

　　【诉讼过程】

　　2021年11月12日，刘某某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公安机关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逮捕。检察机关积极推动矛盾化解工作，刘某某表示愿意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于2022年10月25日将该案移送南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犯罪情节轻微、社会矛盾已得到有效化解，2022年11月3日，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履职过程】

　　1.紧扣关键节点促进矛盾化解，依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通过走访被害人，发现春节将至被拖欠工资的18位农民工仍奔波在讨薪维权路上，其中王某在施工中受伤亟需治疗，因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只能靠工友们捐款医治。为保障农民工在春节前能及时拿到欠薪，办案人员多次释法说理，刘某某终于表示愿意筹款支付所拖欠工资。鉴于刘某某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且不捕有利于其筹措资金支付工人工资，遂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在检察机关督促下，春节前刘某某将拖欠的23.32万元全额支付，18名农民工表示谅解刘某某。审查起诉阶段，综合考虑刘某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且获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该案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条件，检察机关依法对刘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2.制发检察建议，引导开展小微企业合规。办案中，检察机关发现刘某某经营的劳务公司存在工资支付制度不健全、资金管理混乱、管理人员法治观念淡薄等问题。该公司虽为小微企业，但在本市承接多个建设项目，涉及农民工上百人。考虑到公司有合规意愿，检察机关遂通过检察建议督促其开展合规整改。该公司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通过2个月的合规考察期，检察机关及相关部门对企业合规整改进行验收，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听证会，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听证员意见，一致认可企业整改成效，经评估通过合规考察。

　　3. 推动诉源治理，构建常态化治理体系。为进一步抓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233”工作法，即深化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两项认识，立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立案监督与侦查活动监督三项职能，搭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专案查办、“诉前和解+检调对接”“行政+司法+新媒体”衔接融合三项机制，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开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专案查办通道，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因案施策，2021年以来为70余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80余万元。检察机关将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相结合，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的衔接配合，将涉及农民工工资支付类案件纳入诉前矛盾调解工作范畴，促使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2021年以来办理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全部实现“一案一和”、案结事了。

　　【典型意义】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办理是“小案件、大民生”的生动写照。检察机关在拒不支付劳动案件办理中，除了发挥刑罚的打击震慑效果，更重要的在于帮助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增强执法活动的实效性。本案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中属涉案金额不大的“小案”，但检察机关不因“案小”而简化工作、简单办理，而是将帮助农民工拿回血汗钱、救命钱始终作为根本职责与重大使命，在“小案”上下“大功夫”。检察机关积极能动履职，深入实地走访，了解到个别多次讨薪未果的农民工面临着就医、生活等实际困境，单纯的刑事打击、就案办案并不能直接缓解被欠薪者的困难处境；及时组织劳资双方座谈，联合多部门制定追缴工资方案并督促落实到位；督促涉案人员及时筹集资金，直到帮助农民工拿回血汗钱。把每一个关系老百姓利益、弱势群体保护的“小案”当成检察机关“天大的案件”认真办理，是检察机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写照。

　　5.湖北兰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兰某某系鄂州市花湖经济开发区海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海旺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起，海旺公司因经营不善，陆续出现拖欠员工工资情形，截至2021年12月，海旺公司共拖欠王某、金某某等28名员工工资153万余元。

　　2021年10月14日，鄂州市鄂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兰某某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兰某某于同月25日核对《员工拖欠工资投诉表》并到区人社局接受调查。兰某某核对员工工资后，承诺在40天左右支付拖欠的工资。区人社局于10月25日向海旺公司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海旺公司于同年11月6日前足额支付拖欠的员工工资，但兰某某在承诺期限内未支付拖欠工资。区人社局于同年12月8日和12月13日多次发送短信要求兰某某于当月13日之前到区人社局接受调查。兰某某回复收到短信并说明其在十堰市处理欠款事宜，三日内返回鄂州。后未如期接受调查。

　　【诉讼过程】

　　2022年1月19日，区人社局以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于2022年3月4日决定对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一案立案侦查。3月7日，兰某某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5月31日，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以兰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提请鄂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该院于同年6月13日决定对兰某某不批准逮捕。后在检察机关建议下，公安机关决定对本案予以撤销。

　　【检察履职情况】

　　1.严把事实证据关，依法审查是否构成犯罪。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兰某某辩解其离开本地并非逃匿，而是去筹集资金以支付拖欠员工的工资。因本案未查明兰某某到十堰的具体情况，也未查明兰某某及海旺公司名下资产情况，检察机关遂要求公安机关及时补充上述证据，同时积极开展调查。经向多名员工调查得知，兰某某从2021年开始出现嗜睡不醒症状，而后返回十堰市休养，但电话、微信并未失联，经公安机关传唤后能够及时到案。经审查认为，兰某某未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接受区人社局调查，但其能够作出合理解释且并未失联，因此不能认定兰某某系采取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后公安机关查明海旺公司账户和兰某某个人账户均无资金，兰某某无转移财产或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据员工代表反映，大部分被欠薪员工均在海旺公司长期工作，一致认为兰某某为人仗义，公司经营不善也是客观原因所致，他们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是担心兰某某转移财产，从而导致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根据2020年最高检《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要充分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注意把握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劳动报酬与恶意欠薪的界限。检察机关经综合分析，兰某某的行为不属恶意欠薪行为，不宜认定为构成犯罪，遂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2.开展公开听证，有效化解员工心结。检察机关同步引导劳动者通过现行法律规定的救济途径依法维护合法权益，邀请镇党委书记共同上门释法说理，并为解决欠薪难题研究方案，最终达成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维权的初步意见。鄂城区人民检察院组成刑事检察官和民事检察官联合办案团队，针对是否对兰某某批准逮捕和是否民事支持起诉召开听证会，员工代表和听证员一致同意不批准逮捕兰某某，并同意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

　　3.民事支持起诉，保障员工合法权益。鄂城区人民检察院查明兰某某公司陷入困难，无法正常生产经营，虽然没有支付拖欠工资的资金，但名下有土地和资质等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围绕员工要回被拖欠工资这一主要诉求，决定刑民协同履职、一体化办案。民事检察官迅速介入，引导员工首先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确权，防止资产非正常转移。在征得涉案员工同意后，鄂城区人民检察院又及时向鄂城区人民法院支持起诉。2022年6月31日，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本案中，注重统筹兼顾，刑民协同，能动履职，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职能联动作用。检察机关要通过沟通协调，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化解民事争议职能与人社部门劳动监察职能相衔接，共同推动解决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整治工作。通过定期召开刑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联席会议，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一体化办案，防范化解劳资矛盾。刑检部门发现相关案件属于民事纠纷，且有必要支持起诉的，要及时通报民事检察部门。同时，民事检察部门发现案件中存在犯罪线索的，应主动通报刑事检察部门，使检察机关助力保障民生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