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中国风】开门见山海，全球好物与中国智造双向奔赴******
中新网北京10月5日电 题：【十年中国风】开门见山海，全球好物与中国智造双向奔赴
记者 孟湘君
13亿多生产者和消费者迈入世界市场，中国，成为全球贸易一体化中，“推动增长和发展的教科书级案例”——2021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如是评价。
回首这十年，作为全球唯一41个工业大类齐全的经济体、130多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30%，缔造了无数传奇。
十年来，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引擎”。
新能源汽车驶向西欧和东南亚国家街头；滑雪用品、冲浪板让欧美民众欢享假日；智能手机的低音炮传遍非洲大地，全世界都离不开“Made in China”。
随着中国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完善，225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和中国人一样爱上了“双11”购物节。以前发货到巴西要50天，如今最快10天，当地就能收到中国产家具、相机和针织衫。
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以世界瞩目的速度恢复元气。美国《华尔街日报》举例称，从口罩、试剂盒等医疗设备，到计算机液晶屏，再到欧美上班族长期居家所需的健身器材，出口热潮，巩固了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
进博集市上的伊朗工艺品吸引顾客。 汤彦俊 摄十年来，中国是全球多边贸易的“推进器”。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一带一路”倡议精细描绘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蓝图。2022年，中欧班列提前开行破万列，将天津的葵花籽运往乌兹别克斯坦，让厦门的呼吸机面罩远赴德国。
冰岛、瑞士、格鲁吉亚……十年来，中国签署自贸协定数量增加近1倍，更多国家收到了家具、玩具、机电产品等“中国礼物”；2021年，中国率先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运往日、韩的多类商品可享零关税，电子元器件、钢材等在新、马、泰等国，占据出口绝对优势。
意外成为“网红”的内陆农业县——山东菏泽曹县，凭“一己之力”默默耕耘出了千亿元级的电商产业规模。而爆火出圈的原因，是它每年出口日本、欧美100多万副棺木。
十年来，中国是释放商业潜力的“试验场”。
一边是中国企业“卖遍全球”，一边是消费者“买遍全球”。拥有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近14亿人口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含金量十足的“世界市场”。
除了走出国门买买买，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给了中国人更多选择。政策利好海外购物，进境物品进口税下调，购物渠道多样化，俄罗斯伏特加、新西兰奶粉、智利樱桃、日本化妆品……全球好物越来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人的消费升级带给全球市场活力，也激发外企和全球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动力。
随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口商品通关时长双“减负”，中国吸引外资连续四年世界第二；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相继设立，中国对外开放的高水平“试验田”迎来丰收。
航拍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十年来，中国成为转型智造的“排头兵”。
十年磨一剑，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人攻坚克难、勇立潮头，不断自我超越。当前中国研发投入全球排名第二；连续7年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创新质量上居首；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提升至14位，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
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水下机器人、超声影像，吸引国际大客户；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植入中国人大脑；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直播带货、越洋连线，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见识越来越广。
彭博社注意到，中国正在出口更精密、更先进的产品，过去十年里，中美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差距缩小一半以上；《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通过生产尖端产品，稳步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介绍，中国制定自主创新发展战略，通过“互联网+”计划将数字技术引入传统工业、公共服务、医疗、金融等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撸起袖子加油干，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将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无限活力、澎湃动力。(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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